徐家宁: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给慈禧拍过照吗?丨考据派

大家2018-02-12 16:52:58



考据派

故纸堆里的福尔摩斯


文 | 徐家宁


当慈禧太后的照片出现在媒体上的时候,往往贴有“奢侈”“秘闻”等的标签,然而,一百多年前这位时髦的老太太在镜头前“凹造型”确是中国的最高统治阶级正视西方的现代科技,以更开放的心胸(尽管还不够)正视世界的具体表现。

摄影术在1839年诞生之后,它跟随西方人的脚步从欧洲来到中国,以及日后在中国的传播都成为一种必然。从沿海的开放口岸到天子脚下的皇城,摄影术在中国由边缘向中心的递进正好对应着中国社会在原有的价值观体系下一步步打开防线的过程。


1900年前后日光放大机的原理图。通过平面镜A将室外的阳光反射进暗房内的放大机中,经透镜D聚光至底片E,再通过透镜F将影像投射到相纸上,就可以得到放大的照片了


清末宫廷对摄影术的接纳是摄影术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一个颇具看点的分支。最早接触摄影术的皇室成员是恭亲王奕訢,1860年他代表清政府与占领北京的英法联军谈判时,被迫由英军的随军摄影师比托拍摄了两张拘谨的肖像;到1870年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再次为他拍照时,则显得放松和自信。

到庚子一役以后,清皇室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王公大臣都走进照相馆。作为当时中国实际最高掌权者的慈禧也是在庚子之后才欣然接受了拍照这一西洋事物,已知慈禧最早的照片是1902年返京时,由马家堡火车站下车后乘轿前往紫禁城的途中被拍到的。其中面容最为清晰的一张,是在前门下轿去瓮城内的关帝庙和观音庙拜祭,慈禧向城墙上围观的外国人微笑着挥了挥手里的帕子,被其中一位摄影师记录下来。

目前可见的慈禧的肖像大都拍摄于1903—1904年间,确实有据可查的摄影师是曾任大清国驻日本和法国公使的裕庚之子、当时慈禧身边两名女官德龄和容龄的兄长勋龄。除了勋龄,坊间也有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为慈禧拍照的轶闻,但此说法尚需更多更直接的证据来证实。

1855年,山本赞七郎出生于今日本冈山县井原市芳井町梶江,经其叔父山本梅园介绍,拜在日本首批公费留英学生之一的林董(Hayashi Tadasu, 1850—1913)门下学习西学,并藉由林董进入日本摄影圈。

在日本摄影史上,山本赞七郎的辈分较高,他最初想拜有“日本达芬奇”之称的横山松三郎为师,即第一个在日本开设照相馆,有日本“商业写真之开祖”称呼的下冈莲丈之爱徒,但被横山介绍给了自己的徒弟中岛待乳。

1882年山本出师后在东京市芝区日影町一丁目一番地(现在的港区新桥站东侧站前广场)开设了自己的照相馆“山本写真场”。日影町一代当年集中了很多歌舞伎场所,因此附近去山本的照相馆拍照的艺伎很多,生意很好。


山本赞七郎肖像


到了1896年,东京的照相馆趋于饱和,山本赞七郎的事业也受到严重影响。此时林董再次成为他的引路人。这一年林董正好从北京卸任公使归国,山本在与恩师的交谈中了解到北京的照相馆业并不发达,并且北京作为中国的皇城历史悠久,无论建筑、风景还是百姓生活,都有很多可拍的素材,于是山本赞七郎便决定接受恩师的建议去北京开拓照相事业。

1897年4月27日,山本赞七郎向日本外务省申请了为期两年的前往中国以“今般风俗景色等摄影”为目的的旅行券。5月18日上午7点,山本赞七郎从新桥出发,经横滨、长崎,于25日上午8点抵达上海。他先在江南游玩了一圈,27日在苏州、29日在杭州,31日下午回到上海。6月6日他再乘“海晏”号北上,8日晚10点抵达天津,停留几天后,12日离开天津前往北京。与他同行的是他的两个助手渡边之吉和松本幸八。最初他们寄住在朋友杦氏家,两个多月后山本在东安门外霞公府路南租到一处房子,8月27日便从杦氏家中迁出。

接下来的两年里,山本赞七郎和他的助手几乎跑遍了北京及周边的风景名胜,如北海、天坛、观象台、雍和宫、国子监、香山、十三陵等等,还拍了西单、东单、前门等繁华的商业街。他带着部分挑选过的底片回到日本,出版了第一本摄影集《北京名胜》,其中收录珂罗版印刷的图片36张。这本画册甫一推出就在日本获得巨大反响,于是他干脆终止了在东京的经营,把“山本写真场”转让给自己的舅舅横田雄寿(横田雄寿也是一名摄影师,1903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作为随军摄影师来到中国东北,拍摄了大量照片),以便专注于在中国的发展。


1899年版《北京名胜》书影


1899年底山本赞七郎再赴北京,但此时北京的大环境对于外国人亦或照相事业都颇为艰难。1900年6月中国的排外运动达到高潮,大量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涌入北京,“凡洋货店,照相馆尽付一炬”(清,赵声伯《致适庵书》),并与清军一道围困和袭击在北京的外国人。驻京使馆的外交官和在京外国人及家眷、教民约900人都避难在英国使馆里,山本赞七郎也在其中,并加入“义勇队”,与意大利水兵一起守卫英国使馆东侧隔御河相望的肃王府。次年八月山本赞七郎回国时,还因在此次围困中的表现获颁日本勋八等瑞宝章及奖金150日元。

1901年11月25日,山本赞七郎在北京的照相馆“山本照相馆”在他租住的霞公府路南正式开业了。在此后的十余年里,山本赞七郎凭借在庚子事变中与各国外交官结下的深厚友谊,以及自己出众的技艺,为很多在京的中外名人拍摄了肖像,如执掌中国海关50年的赫德、为慈禧画像的美国女画家卡尔、活跃在晚清民初中国政坛的澳大利亚著名记者莫理循、清代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大臣那桐等等。

1916年,62岁的山本赞七郎把照相馆交给长子山本明(Yamamoto Akira)打理,自己回日本老家养老,山本照相馆进入山本明时代

20世纪初的三十年,是世界考古学界、历史学和汉学界收获最丰的三十年,其中最为知名的如考察中国西部的斯坦因与伯希和、考察中国建筑的柏石曼和喜仁龙、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周口店古人类遗址考察等等,日本则有关野贞、水野清一、常盘大定等学者对中国建筑、佛寺、石窟的考察。

在这样一种氛围下,1916年山本明和照相馆内的另一名摄影师岸正胜前往云冈和龙门石窟考察,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按照石窟编号,逐一、全面地进行拍摄记录。在山本明接掌照相馆后他们四次前往这两座石窟群拍摄,1921年出版了画册《龙门石窟》,1924年编辑出版《震旦旧迹图汇》。

鲁迅先生也曾光顾山本照相馆购买云冈石窟佛像等照片,他在1923年7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三日,昙。休假。寄三弟信。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写真三枚,共泉六元八角。”

1923年,山本照相馆迁址到更热闹的王府井大街,门牌号是“东26号”。此时中国的时局日渐动荡,到1930年11月,山本明把照相馆托付给山本赞七郎昔日的徒弟、在北京前门大街大沙帽胡同经营照相馆的岩田秀则,举家回日本了。1938年山本明改名为雅道,在东京府武藏野町吉祥寺六四○番开设了“山本雅道照相馆”,出售他们父子在中国拍摄的照片。1943年4月5日,89岁的山本赞七郎在山本雅道照相馆内病逝。

关于山本赞七郎为慈禧太后拍摄照片的说法,有很多文献记录,比如最常被引用的是清人徐珂所撰《清稗类钞》,其中有一段“日人某精摄影,庆王为之介绍于孝钦后,令至颐和园为照一簪花小像,即在庆邸消莨园洗晒。已许以千金之赏矣,内廷传谕又支二万金”。当时在北京开设照相馆的日本人以山本最为知名,因此一般认为其中的“日人某”即指山本赞七郎,但是这毕竟是野史杂录,且语焉不详,做证据略为勉强。

不过当年国内媒体确有类似的报道,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日(1904年5月5日)《大公报》“太后照相传闻”载:“传闻,某公使夫人觐见时,言及各国君主之肖像皆许民间供奉以表其爱戴之忱云云。皇太后颇以为然,择于本月十八日命日本写真师某君赴颐和园为皇太后照相。是日外务部司员陶大钧氏入内充当翻译。从此民间皆得瞻御容矣。”这则新闻里虽然明确提到在场的有外务部日文翻译陶大钧,但没有提到摄影师的名字。


经过如意馆上色的放大后的慈禧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那桐日记》里也有相关记载。那桐(1856—1925),清末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字琴轩,举人出身。1899年任鸿胪寺卿、内阁学士,1900年任总理衙门大臣。他历经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事变、辛亥革命等,日记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参考性。

他在光绪三十六年十月六日(1904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初六日,早进内,皇太后、皇上升殿极殿,奥、美、德、俄、比公使呈递贺万寿国书,赏桐饭吃,巳刻礼毕。皇太后赠五国国主、五国公使照相各一张,用黄亭,由内务府送至外务部,桐同联侍郎送至五馆。桐复进内复命,申正归。”这说明慈禧拍摄肖像的确是用来维护邦交和赏赐大臣,与《大公报》之“传闻”相一致。

唯一一次提到山本赞七郎的名字是在《荣庆日记》中。荣庆(1859—1917),字华卿,号实夫,正黄旗人。幼年家境贫寒,读书亦用功,“历应芙蓉、潜溪书院课,亦间列前茅”。光绪五年中举,光绪二十年入翰林院,从此青云直上,做到山东学政。庚子事变后,荣庆辅佐庆亲王处理善后事务,深得慈禧欣赏。此后历任军机大臣、学部大臣、协办大学士,成为独当一面的重臣。他在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1904年6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四月二十五日,卯入值,见面谢节赏。公事毕,面赏山本赞七郎恭照御容,下垫叩谢。退值,恭捧回寓。”

如果以上记载均属实,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召“写真师”赴颐和园为慈禧照相,将洗印的照片赏赐荣庆,再以照片赠各国国主及公使分别是1904年5月、6月及11月的事。不过故宫档案《圣容帐》这份关于慈禧照片的内容、数量及放置地点的档案是从光绪二十九的七月(1903年8—9月)开始记录的,也就是说在民间传闻慈禧“颇以为然”而召日本写真师赴颐和园之前大半年,宫中就已经有慈禧的照片实物至少数十件需要入档了。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是当时慈禧身边两名女官德龄和容龄的兄长勋龄。

1903年3月27日(农历二月二十九日),曾任驻日本和法国公使的裕庚“带着家属、随员、仆人等共五十五人”(德龄《清宫二年记》)回到北京,第二天庆亲王奕劻和他的儿子贝勒载振来访,说慈禧要见裕庚的夫人及他的两个女儿。庚子事变后清政府迫切需要对外邦交正常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更接近现代外交关系的“外务部”,作为中国实际最高统治者的慈禧也不得不接见一些外国客人,特别是女宾,因此她急需懂外语和外国礼仪的女官。

裕庚的两个女儿德龄(三姑娘)和容龄(五姑娘)自小长在国外,外文流利,又是旗人(虽然她们一直在国外生活没有入旗籍,但是她们的父亲裕庚属汉军正白旗。能入宫成为慈禧身边的女官,必须是旗人),因此在庆亲王的推荐下被选为女官,负责外交场合的礼仪和翻译。而勋龄为慈禧拍照一事,正是德龄和容龄从中促成。


年轻的勋龄在法国的一次化装舞会上扮成拿破仑


根据德龄在她所著的《清宫二年记》中的说法,慈禧看到德龄在法国时拍的照片,觉得很好,也想试试,只是“不能叫一个平常的照相的人到宫里来”,于是德龄的母亲说自己的儿子勋龄会拍照,第二天勋龄就获召带着照相器材去颐和园拍照。这与容龄所著的《清宫琐记》中相符。

1935年勋龄在德龄所著、秦瘦鸥翻译的《御香缥缈录》再版的代跋中写了一篇自述《宫廷生活之回忆》,其中提道,“回忆逊清光绪年间,勋龄及两妹追随先母,同侍宫闱;凡慈禧太后之御照,莫不由仆一人所摄”。

还提到关于洗照片的轶事:“仆自幼目力短视,不镜如瞽;一日洗版甫毕,捧升丹墀,徐行几蹶。太后见状大笑。当时随侍之宫眷等,因欲博太后欢欣更群起而附和之;仆遂于矜持惭恧交併之余,竟至寸步难移矣。太后更笑不可仰,乃命两小内监扶掖(搀扶非官至头二品之老臣决不能邀此旷典),并赏戴镜出入,无庸摘卸,洵殊旨也。”


慈禧太后簪花像,1903年,勋龄摄


1905年,因裕庚病重,德龄、容龄姐妹出宫去上海照顾,同年12月18日裕庚病逝前只有德龄短暂回宫,之后到1908年慈禧去世,两姐妹都再没有回去。1907年德龄与美国驻沪外交官萨迪厄斯·怀特(Thaddeus C. White)结婚,1915年随夫赴美,1944年不幸死于车祸。

1948年4月5日的美国《生活》杂志上登载了一篇文章《照片故事:中国皇太后游乐的珍贵影像》(Speaking of Pictures: Rare Phothographs show China’s Empress Dowager at Play),内容是慈禧太后扮作观音,和女官及太监们一起玩角色扮演的合影,其中提到洛杉矶的古董商恩斯特(Ernst von Harringa)获得了38件慈禧的照片,并且这些照片都由勋龄拍摄(Der Ling’s brother took all the pictures)。

这些照片正是遭遇意外去世的德龄的遗物,1964年美国弗瑞尔美术馆购进了这批照片,共36张玻璃底片和2张照片。将这38张照片与现已公开的故宫藏慈禧照片交叉对比后,可知有4张完全一致,其余均是相同服饰和布景下同一次拍摄的不同版本,只是照片中人物的姿态略有不同。

并且故宫藏的照片显然是被精心挑选过,而弗瑞尔美术馆收藏的这批照片多少有些“瑕疵”,如慈禧没有笑容或表情呆板,另有一张慈禧和美国公使夫人莎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等人的合影,弗瑞尔美术馆收藏的那张底片上左二在拍摄时转头了,脸部是模糊的,而故宫收藏的那张照片所有被摄者面部都是清晰的。

由此可推测德龄带去美国的这些底片和照片应该是慈禧看过之后不太满意而废弃不用的部分,至于何时及如何带出宫,在当事人的回忆录中均未提及。

对于勋龄为慈禧拍照一事历来并无疑议,因为有亲历者的记述和实物为证,而山本赞七郎为慈禧拍照一事则缺乏这两方面的有力证据。

首先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山本赞七郎自己并未提及此事。在日本学者日向康三郎著《北京·山本照相馆》中附录了山本赞七郎留下的一些日记及其他文件,但在这些一手资料中并没有山本赞七郎入颐和园为慈禧拍照的记述。

其次之前被认为是山本赞七郎为慈禧拍摄的几张照片,包括日向康三郎和另一位日本学者游佐徹(在日本冈山大学发表的论文《近代中国の写真文化と山本讃七郎》)在他们研究山本赞七郎的文章里引用的日本东京都美术馆所藏两张及山本赞七郎后人收藏的一张慈禧肖像,经对比都是故宫或弗瑞尔美术馆所藏某一张照片的局部,因此与故宫及弗瑞尔美术馆收藏的照片当属同一来源,就幅面来说又不及宫中自留的照片或原始的底片完整,应该是制作后赠送或赏赐出去的礼物,由此并不能直接得出山本赞七郎即为这些照片的拍摄者的结论。


抬着黄亭的队伍,1905年


然而日本写真师奉召至颐和园为慈禧照相一事,应该确实存在,时间上可能也就是《大公报》所载的1904年5月。在《那桐日记》中关于慈禧赠送照片给五国使馆的记载中有一个细节:慈禧的照片是用“黄亭”由内务府抬至外务部的,说明照片是经过放大的(在1903—1904年间,也就是现存慈禧照片拍摄的年代仍使用接触式印相的方法,即相纸和底片接触在一起曝光,因此照片尺寸和底片尺寸相同。在当时受限与相纸的感光速度和光学镜片聚光的加工工艺,放大照片,也就是非接触式印相还是一件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尺寸很大,在故宫收藏的慈禧照片中确有这样的实物。

勋龄给慈禧拍摄的肖像玻璃底片尺寸均为24.1×17.8 cm.(9.5×7 in.),但故宫收藏的用来赠送的慈禧大照片尺寸长75厘米,宽60厘米(林京《故宫藏慈禧照片》,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p.25),大约30×24英寸,且经过细致的上色。照片上色的工作当时由内务府造办处下的如意馆完成,但放大照片的设备和技术显然不是内务府或勋龄这样的业余摄影师能提供的,只有专业的照相馆才具备这种能力。

因此笔者有一个大胆的推论:山本赞七郎确实去了颐和园,但不是去为慈禧拍摄照片,而是奉召带上设备去颐和园为慈禧放大照片。当时的放大机从外观上看和照相机类似,同样是一个巨大的镜箱和一个镜头,内置透镜,也都有曝光、洗印等过程,因此被旁人误认为是进去为慈禧“照相”也不无可能。而且从目前可见的一张山本照相馆的内景来看,山本照相馆确实具备制作大尺寸照片的技术能力。当然,若要彻底厘清这段历史,还有待更多史料的发掘。


【作者简介】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历史影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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