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读】娄军《在他乡寻找自己》

渡月舟2018-04-15 09:09:00


【小引】

        前几日,天骄君在图书馆偶觅一本小书,当即为书名所吸引——《在他乡寻找自己》,作者为娄军。天骄君孤陋寡闻,不知作者何许人也,后来上网搜索,才知作者是一位在“理性考量现实与感性想象他乡”之间行走的80后编辑。今读他的游记文字,方知此评语不差。



【摘录】独乐了不如众乐乐,天骄君摘录一些读书笔记,与诸位共赏。

  1. 写字的人,想必都会寻找自己的马孔多吧。

    我原本想自己的第一本书,也应该是献给此时此地的“深化熟悉之物”。但不得不承认,日常生活充满了庸碌,而我还缺少咀嚼消化它们的能力。所以,更多的时候,停在他乡、他人的故事里寻找营养。

    ——娄军《自序》

    【天骄君语】平凡的生活充满了庸碌,若无大气力,多少人的梦想在平凡中消磨殆尽了呢。

  2. 他乡的迷人,很大一部分由想象构成。去往那里,难免也是破除想象的过程。

    ——娄军《自序》

    【天骄君语】也许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但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而远方始终是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风景,就是诱惑于传说。

  3. 每次抵达一个新城市,旅人都会再度发现一段自己不知道的过去:你不复存在的故我或者你已经失去主权的东西,这变异的感觉埋伏在无主的异地守候你。

    ——卡尔维诺

    【天骄君语】很多时候,是无生就了有,是失印证了得。

  4. “奥地利就好像是一个大胖子。”加比蕾拉划了个形状说,“我们已经发展过了,富足、繁荣,什么都见识过了,每天就这样坐着,疲惫,肥胖,不像中国那样急于展示自己。你们(指中国)在跑,我们在慢慢走。”


    同时代的城市或者衰落,或者被改造得面目全非,而在维也纳,人们能够轻易地辨认出记忆中的痕迹。对于改变,它就像老年人的步伐一样迟缓、谨慎,至少是像洋葱圈一样一层层地朝外包裹的,很少完全地除旧布新。


    “那儿没有对于世界市场或世界霸权的野心。”作家罗伯特·穆齐尔评论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道,“尽管在军备上花费了巨额款项,但只能保持奥匈帝国在列强中倒数第一的地位……国家机构是由欧洲最好的官僚们以开明和节制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其唯一的缺憾,就是将没有尊贵血统与高官厚禄支撑的天才和卓越的首创精神视为傲慢与放肆。”


    这个王朝有一句祖训:“让其他人发动战争吧,但是你,快乐的奥地利人,去结婚!”


    一直以来,享乐就是这个城市的主题,也是王朝炫耀它繁盛的方式。“所谓文化不就是用艺术和爱情把赤裸裸的物质生活蒙上最美好、最温情和最微妙的色彩吗?”茨威格反问道。“享受美食,喝一瓶上好的葡萄酒和一瓶涩味的新鲜啤酒,品尝精美的甜食和大蛋糕,在这座城市里是属于一般享受,而从事音乐、跳舞、演戏、社交、讲究风度仪表,才是这里的一种特殊艺术。”


    “在维也纳,凡事都可成为庆祝的理由。”茨威格写道,“正是在这种对一切声色和节日气氛的爱好之中,在这种对演戏似的生活(生活的表演形式和反映形式;也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中)的乐趣之中,维也纳全城的人都是一致的。”


    “使我们了解一切新鲜事物的最好的教育场所,始终是咖啡馆。”茨威格写道,“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设施,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类似的设施与之相比较。它实际上是一种只要花一杯咖啡钱,人人都可以进去的民主俱乐部。”


    在卡尔·休斯克看来,奥地利贵族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美感、灵活多变的文化……把自然当成是欢愉的场景、圣恩的展现,需将其在艺术中加以颂扬”,这与“资产阶级和犹太人尊重法律、严守道德的文化”大相径庭。这种矛盾到了审美敏感且富有怀疑精神的年轻一代身上,已经很难再牢固地结盟。


    简·莫里斯对此有同样的看法:“还没有哪个城市能像维也纳这样,将人类能量与想象力的璀璨精华以某种方式变异成不可救药的驯服且墨守成规的玩意儿。”

    ——娄军《维也纳:被隐匿的诱惑》



  5. “欧洲‘高雅’文化——之前曾经只是为了迎合它的恩主心目中传统的共同标准——现在却在利用一批新观众群的文化不安全感。这批人对文化糟粕和精华没有足够的把握去辨认究竟,但他们却对时尚的东西顶礼膜拜。”朱特不无刻薄地说,“从巴塞罗那到布达佩斯,观众群的结构现在都惊人地一致,舞台剧目也面目相同。对于批评家来说,这种现象完全证明了艺术和它们的顾客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为欧洲垃圾作品制造出了欧洲崇拜。”


    “布达佩斯总是让我想起一个嘶嘶冒泡的维也纳,它的哈布斯堡等级制度的遗产掺杂着突如其来的机智与挑衅的闪光,以及些许夸张和放肆。”简·莫里斯如此评论道。在这个多种文化和性格的融合之地,她也试图为匈牙利人苦中作乐的魅力寻找定义:“匈牙利的欢乐是它英勇的传统——拘谨正式和淘气胡闹的结合。”


    “世纪交替的都市发展背景,营造出了布达佩斯特有的风格:糅合了新世纪的乐观主义,以及沿袭自过往的忧郁风格。”英国学者艾德温·希斯寇特评论说。而“忧郁”,是“由于在国家的坎坷中,饱受衰微与挫败的桎梏所引发。”



    还在伊斯特凡一世时期,这位统治者就强调:“陌生人和外国人对我们最有帮助。他们带来许多不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新型武器及新的科技……一个只有单一语言和风俗的国家,将会变得衰弱不振,容易被动摇。“


    伊莱姆也认为,匈牙利作家不能找所谓“由于语言的隔阂而无法与世界对话”的借口。“匈牙利作家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对匈牙利人讲话”,他在日记中写道,“‘文化政治’的官方或半官方作家们,将文学摆弄成某种似乎极其严肃的东西,其实不仅不具严肃性,甚至恰非源于人的个性……似乎维护民族存亡的谎言要比损害民族利益的真理更重要;尼采的观点:病人用谎言医治自己。但是他们是否试想过,被他们时刻不断地盗用其名的‘人民’,也许对这个真理根本就不感兴趣?”


    “一个可怜的国家,有着庞大的体格——膨胀、敏感、笨拙。”康拉德·捷尔吉形容说。


    “事实上,在今天的布达佩斯,只有意志坚定的游客才会去关心政治状况,因为在欧洲,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比布达佩斯啥事儿也不干更让人快乐。”作家简·莫里斯曾说。

    ——娄军《布达佩斯:嘶嘶冒泡的追赶者》

  6. 学者亚当·沙夫曾说,每个波兰人都知道,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上帝、尊严和祖国。贵族民主和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历史造就了波兰人造反派性格和个人主义特性。换句话说,他们既勇于为国家牺牲,又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


    米沃什却说,在波兰存在一部“爱国主义”的法典,而这个法典不全然让人好受。围绕着它的名利如此悬殊,难免带来压力或虚伪。早在1918年,诗人扬·雷宏尼就在诗中写道:“在春天,就让我看见春天,而不是波兰。”


    “有些人避难于绝望,它甘美/如强烈的烟草,如在虚无时喝醉的一杯伏特加。/其他的抱着蠢人的希望,玫红如淫艳的梦。/另有一些人在爱国的盲目崇拜中找到安宁,/它可以维持很久,/虽然并不比十九世纪维持得更久。”米沃什写道。


    在一首名为《爱祖国的话》的诗中,米沃什写道:“我不愿发表空洞的演说,也没有什么成就和贡献,我可以不爱,但我要生活。”



    “一个现代却又保守的国家”,一则波兰的宣传片上用了这样一句矛盾的话形容自己。

    ——娄军《华沙:在春天,就让我看见春天》

  7. 在本书中,娄军还写了《克拉科夫:回家的方向》、《莫斯科的心灵反对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与记忆》、《东京:庞大却幽微,喧闹又喑哑》、《荒木经惟:用不停息的快门声抵抗孤独的孩子》、《筱田正浩:“我拍电影是我自己对日本史的探索”》、《门泽尔:“笑是了解世界最好的方式”》、《于佩尔:“我利用了电影”》、《侯孝贤谈<悲情城市>》等文章,其间皆有可观之处,因本文篇幅有限(且天骄君已然困倦),恕未分享。

  8. 最后再分享一句话:

    可能等你过完自己的一生,到最后却发现了解别人胜过了解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