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黑暗的时刻,常常是黎明即将到来之际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02-12 06:45:48



“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我认为他是奥威尔的先驱——写了一本以极权国家苏联为背景的《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他说,“在缅甸,我们有黎明的黑暗、中午的黑暗、不分昼夜的黑暗。”他停顿片刻,然后补充:“现在是最黑暗的时候。”不难推测,此话名不虚传。军政府已经在缅甸存在了四十多年,成功地跻身为世界上最坚挺的独裁政权之一。整整几代人在成长过程中除了接受独裁统治,一无所有,和我聊天的很多缅甸人都已经失望,不认为形势会有任何改观。

我尝试使用这里每一位都熟悉的一个文学典故。“你们知道他们说过,”我大胆地说,“最黑暗的时刻,常常是黎明即将到来之际。”

他们笑起来,有人拍腿叫好,有人鼓掌称绝。重新安静下来后,心理学者小声地说:“谢谢你。”“是的,”其他人也说,“谢谢你。”每一位都在默默地点头,包括我。

以上的文字节选自《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当作者小心翼翼地说出“最黑暗的时刻,常常是黎明即将到来之际”时,当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真诚地道出“谢谢你”时,微信君深受触动。今日与书友分享这些文字,敬那些在黑暗中不屈抗争的美丽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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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黑暗的时刻,常常是黎明即将到来之际

文 / 艾玛·拉金

译 / 王晓渔

选自《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标题为编辑所加

我在市场不起眼的二楼找到书店。书店面积不会超过一块油布,地板上堆着一堆书,仿佛从一个巨大的口袋里倾倒而出,杂乱无章。其中有很多英文书——20世纪 50年代的生物化学课本,图书馆旧书,一些由黑蓝色布头包着的牛津大学版口袋本经典。在这座小小的书山之后,哈图(Hla Htut)躺在褪色的帆布躺椅上,读着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选。我递给他介绍信,介绍信来自我们在仰光共同的朋友。他仔细读后,折叠起来,还给我。他非常庄重地从一些箱子后面拖出一只塑料凳,让我就座。然后他斜躺在他的椅子上,点起一支细细的方头雪茄烟,坦承他痛恨书

哈图三十出头。他有着安静、稳重的外表和自如、缓慢的举止。他的学校生涯,因为政府频繁而且随意关闭缅甸大学而中止,他没有完成英国文学的学士学位,转而开始从事图书交易。他澄清自己并不是痛恨“所有的”书:他只是痛恨缅甸图书。事实上,哈图没有时间阅读任何当代缅甸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报纸、杂志。“我不相信他们,他们总是撒谎,”他说,“我知道在你的国家不是这样,你们的图书和报纸从不撒谎,是不是?”我思索了一会儿,正准备给出一个漫长而且复杂的回答,解释通俗小报如何把世界事务描绘成一幅变形的图景,以及主流的国际新闻频道如何把事情简单化以满足大众的消费口味。但是,哈图把我的犹豫理解为认同,对他的阅读理论做出总结。“我只相信旧书。”他说。

当我们交谈的时候,哈图的朋友,一名正在翻看杂乱书堆的发福的长者,抬头看了我一眼。听我们讲了一段时间,他打断我们的交谈。让我吃惊的是他一口标准的英语。“请允许我做一个自我介绍”,觉登( Kyaw Thein)介绍自己是一名诗人,也是文字爱好者。他是我在缅甸不时遇到的老派缅甸绅士中的一位,他们温文尔雅,操着一口古色古香的老式英语,忧伤的气息像香烟一样弥漫在全身上下。在这里,市场的昏暗楼上,伴随着溢出的垃圾臭味,觉登给我背诵了他的几首诗作。这些关于爱情、迷惘和孤独的诗句,优美而简洁。“我只能写爱情诗,”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审查官警告我不要写任何其他题材。他们告诉我,‘不要书写现实’(Bawa akyaung m’yay neh)。”

等到我们结束交谈,已经是傍晚,市场正在关门。过道变得昏暗,伴随着大呼小叫的声音,摊贩们开始打包没有售出的货物。头顶的荧光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最终变成诡异的微弱光线,伴随着不痛不痒的嗡嗡声音。哈图把他的书一股脑地装进麻袋,同时邀请我参加明天被他称为“茶会”的活动。我很高兴地接受邀请。


乔治·奥威尔

参与“ waing”是一件令人兴高采烈的事情,充满玩笑和文学掌故。当哈图宣布我对乔治 ·奥威尔的写作以及它们如何适用于缅甸感兴趣,每个人都有话要说。“俄罗斯已经没有它的老大哥了,但是我们还有。”心理学家说。这位德高望重的绅士穿着清凉的白色衬衫和闪闪发光的银色笼基。“奥威尔的预言对我们而言依然非常准确。 ”“是啊,是啊。”每个人都同意。“我们是一个拥有 5000万人质的国家,”心理学家说,“他们扣押 5000万人质的时间已经长达 50年。”大家笑起来,一些还鼓掌叫好。

“正是如此!”一名退休教授在方头雪茄烟的缭绕烟雾里说,“我的西方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缅甸知识精英那么悲观?’我回答说没有什么是构成悲观的‘唯一’理由。但是在当下这种状况下,绝对‘没有’乐观的理由。”

再次的,每个人都点头称赞。但是,心理学家认为缅甸没有达到《一九八四》那种无孔不入的极权主义梦魇的程度。“像小说的。即使在缅甸,也有其他观点渗透进来的渠道。在这里,你不可能绝对地控制人民的精神。”

“好吧,但只是还没有。”哈图嘟囔着。

“当然,”心理学家继续说,“那正是他们想做的。为什么教育体制如此糟糕?他们不喜欢培养思想者。他们甚至不希望我们思考。 ”(几乎每一个和我在缅甸谈天的人,都把当局简称为“他们”,只有一名富有诗意的英语文学专业学生把将军们称为“绿袖子”,因为他们穿着橄榄色制服。)

一名教授提及新政府提议把博士候选人的培养人数从当前的每年 40名提高到 800名。每个人都大笑不已。哈图转向我说:“在缅甸,博士( PH.D)相当于‘不是博士’(Phoney Doctorate)。”

“他们只是单纯地开设越来越多的学校,因此这个体制可以在纸上看起来很漂亮。都是虚张声势,”一名教授说,“那只是纸上谈兵。他们大兴土木,他们高喊口号。就是那样。然后他们溜之大吉。他们不在意质量,他们不在意教师是否接受过良好的训练,也不在意学校是否设备完备。”

“在量上我们有进步,”心理学家说,“但在质上,我们已经跌入谷底。”

事实也是这样。这个国家在纸上日新月异。政府信息部忙于生产图书和文章,详细说明这个国家如何高速发展。他们最近的一本出版物《 2002年缅甸的事实和数据》(Myanmar Facts and Figures 2002),封面是曼德勒王宫的豪华柚木大门,这张照片下这个封面有些名不副实,考虑到住在城市以外的人很少能够支付卫星天线的费用,即使能够支付,没有登记就安装卫星天线将会获得入狱囚禁的严惩。虽然很多学校配备了电脑,但很少有学生接受过这个方面的专门训练,更不用说是否供电,是否允许使用它们。许多缅甸学生依然使用石板和粉笔做家庭作业。这本书充满各种同样异想天开的数据,比如大学(其中很多已经被关闭以避免政治风波)和医院(很少能够给患者提供医药或经过充分训练的医生)的数量。我把这本书给一名曾经在信息部工作过的作家朋友看。“谎言!”她说,“我们必须绞尽脑汁,从大脑中找出这些数字。”

她补充了一个流行的缅甸笑话:“当我拿起一张报纸,第一件事是翻到最后一版阅读整张报纸中唯一可信的新闻——讣告。”事实上,如果你拿起一份缅甸报纸,你会发现纸张上只有正面新闻。新的马路已经在欠发达地域落成,麻风病已经被彻底根除,学龄儿童入学率现在达到 93.07%——历史最高水平。


《1984》

政府发布的正面新闻,在《一九八四》的世界里也有所涌现。“同去年相比,食物、衣服、房屋、家具、铁锅、燃料、轮船、直升飞机、书籍、婴孩的产量都增加了 ——除了疾病、犯罪、发疯以外,什么都增加了。”在奥威尔的小说里,温斯顿 ·史密斯把他的死气沉沉的日子用来重写过去和现在的片段,以便符合当局——党——希望在任何时间都天衣无缝的要求。他必须重写的材料,通过输送管送到他在真理部记录司的办公桌上。他有可能收到几个月前《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报道富裕部承诺1984年个人的巧克力限额不会减少。而巧克力限额刚从 30克减少到 20克。史密斯的工作是重写当时的文章,说明党已经预警即将到来的巧克力短缺。原始文章被扔进一个绰号是“记忆洞”(memory hole)的椭圆形窟窿里。隐藏在记录司深处的火炉把这些付之一炬,过去匆匆消失。当史密斯重写其他文章的时候,过去和现在通过他的“记忆洞”迅速消失,抹去了发生过的战争,树立起从未存在过的党的英雄,编造出数据。

“我们不能说出或者写下那些正在缅甸真实发生的事情。”一名作家在茶会上说。作者和新闻记者如果发表了政府认定为反动的观点和信息,会被列入黑名单。即使从轻发落,列入黑名单也意味着你被禁止出版作品,如果从重发落,意味着在缅甸监狱度过几年时间。

作家告诉我一位历史学者的遭遇,他在缅甸富有威望,著作等身,曾经在一个国际电台的访谈中发表了一些出格的评论。“我们再也不能在杂志和报纸中写出他的名字,他不能以任何方式出现。”作家说。这位历史学者的文章已经被禁,他的著作被从书店里清除出去。人们像在《一九八四》里那样消失:“你的名字从登记册上除掉了,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除掉了,你的一度存在也给否定了,接着被遗忘了。你被取消,消灭了:通常用的字眼是化为乌有(vaporized)。”在记录司的温斯顿·史密斯办公室隔壁,一名女性负责抹去那些“化为乌有”的人们的姓名,把它们从任何书写记录中删除:“无论如何你都会消失,你和你的所作所为都不再会被提起,你被彻底清除出历史的洪流。”作家告诉我,那么多作家被列入黑名单,以至于无法撰写一部完整的当代文学运动史。说到这里,他笑起来。

现在有为数不少的知名诗人、作家、新闻记者、编辑身陷囹圄。作家觉山( Kyaw San)因为写诗和撰文支持反政府示威被判七年。 1997年,他遭受了严酷的刑讯逼供以至于部分失聪。年轻的学生昂屯( Aung Tun)因为编撰缅甸学生运动史,和帮助过他的历史学者一起入狱。另一名记者当屯(Thaung Tun),被发现搜集践踏人权的资料,在一个政府审讯中心被折磨了三个星期,然后被判处八年监禁。


破晓

心理学者长叹一声。“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我认为他是奥威尔的先驱——写了一本以极权国家苏联为背景的《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他说,“在缅甸,我们有黎明的黑暗、中午的黑暗、不分昼夜的黑暗。”他停顿片刻,然后补充:“现在是最黑暗的时候。”不难推测,此话名不虚传。军政府已经在缅甸存在了四十多年,成功地跻身为世界上最坚挺的独裁政权之一。整整几代人在成长过程中除了接受独裁统治,一无所有,和我聊天的很多缅甸人都已经失望,不认为形势会有任何改观。

我尝试使用这里每一位都熟悉的一个文学典故。“你们知道他们说过,”我大胆地说,“最黑暗的时刻,常常是黎明即将到来之际。”

他们笑起来,有人拍腿叫好,有人鼓掌称绝。重新安静下来后,心理学者小声地说:“谢谢你。”“是的,”其他人也说,“谢谢你。”每一位都在默默地点头,包括我。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

[三辉书系·行路人]

[美]艾玛·拉金 著

王晓渔 译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已上架

20世纪20年代,乔治·奥威尔曾作为大英帝国的警察在缅甸生活了五年。五年后,他突然毫无预兆地返回英国递交辞呈,开始了写作生涯。而缅甸则以各种形式在他的书中出现。

美国记者艾玛·拉金重访了奥威尔在缅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曼德勒、渺弥亚、仰光、毛淡棉、杰沙……她试图为一些问题寻找答案:是什么样的经历促使奥威尔放弃了殖民地生活,转而从事写作?又是什么让缅甸这个地方变得如此贫穷和悲惨?拉金复原了奥威尔这段几乎被所有研究者忽略的生活经历,并写出了奥威尔对今日缅甸的精神影响。与此同时,她带着奥威尔的清醒和观察力,刻画了在殖民幽灵与独裁统治的交缠下,缅甸日常生活的矛盾与荒诞,以及人们的恐惧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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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蟹小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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