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人物做口译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译言2018-04-15 09:32:18


随着空气质量的变化,大家也知道两会已经结束。今天译言菌想把焦点放在那些为政要进行口译翻译的人。


在11年两会期间,随着一句《离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英语口译,外交学院国际法系毕业的张璐成名。大家也开始关注其他美女翻译如姚梦瑶、张京等。为政要人物作口译员,并不光是拥有过硬的语言功底、广博的学士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就够,以下这篇报道,就讲述了为大人物当翻译是什么感觉。原文有删节,请参考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l/25/interpreters-world-events-gorbachev-reagan-deng-xiaoping-ahmadinejad


A word in your ear: the interpreters who speak for world leaders

作者:Luke Harding

编译:凱弟 译者:Frank


能够亲历历史的职业可并不多,口译员是其中之一,他们提供了20世纪最棒的一些话语。例如前苏联口译员Viktor Sukhodrev,曾经在1959年陪同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第一次访问美国,当时曾经说出"We will bury you”,而实际上赫鲁晓夫说的是 "Communism will outlast capitalism”。


口译员大部分时间都在小隔间里,戴着耳机,听自己的声音。每个人可以连续工作30分钟,同传可以被当成是一种奇迹,一个口译员说:“我还是不知道我怎么能在同一时间听并说出来,在我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明白”。


像表演一样,最好的口译员能够捕捉正在说话的人的个性: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情绪,或普京的讽刺。(这不意味着赞同,仅仅是原样演绎出来。)与其逐字逐句,口译者更尊重语言习惯。


口译人员坐在高层会议和谈判中,希望成为隐形人。有时客户会对口译员提出具体要求。比如时装设计师Ralph Lauren会给口译员一份长串说明,里面包括她应该穿什么衣服(黑色)、如何绑她的头发和如何化妆。




 艾琳娜·基德与戈尔巴乔夫


20世纪90年代初,恰逢前苏联解体不久,艾琳娜·基德开始为辞去总统一职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供口译服务。同时,她还担任银行业寡头和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口译员。在普京任内,霍多尔科夫斯基于2002年被捕入狱,并于2013年11月获释。目前,她担任巴斯大学口译与翻译硕士专业课程导师。


90年代,叶利钦上台执政,并为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项目提供一幢大型楼房,而我也在同一幢建筑内的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当时共有100名口译员,我们常常被灌输“如果你想就业,便可申请”的思想。我们当中只有4人最终取得了成功。


戈尔巴乔夫非常友好。在我们每日的碰面中,他总是那样和善亲切。我还在一些场合结识了赖莎,当时在他们飞往美国之前,我前去同他们告别。他的美国朋友赠予他一架喷气式飞机。他们邀请我们一同登机,这架飞机真是令人惊叹。我记得飞机名字叫做Capitalist 2。戈尔巴乔夫为俄罗斯做出巨大贡献,因而不少名人前来拜访,其中包括范尼莎·雷德格雷夫。一天,一位客人前来拜访,他想在俄罗斯出版大英百科全书。这位客人因为谁发明了电灯泡这个问题与戈尔巴乔夫产生了分歧。在俄罗斯,人们认为是波波夫;而这位客人则坚持是富兰克林。


为戈尔巴乔夫提供翻译并不困难。就我看来,他的语言表达(戈尔巴乔夫操着一口南方口音)并不难理解。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他的句型:长句较多且极为复杂。为了应对这种状况,口译员必须进行释义。当时,公共演讲之风在俄罗斯并不盛行。一些将军的演讲甚至持续30分钟且内容无聊,甚少使用笑话或是修辞。


1995年至1996年期间,我还为霍多尔科夫斯基提供口译。令我惊奇的是,他是一位很有条理的人。一场活动原定计划3:05开始,那么他一定会准时到场。他习惯掌控一切,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他的雇员皆为精英人士,均毕业于哈佛、耶鲁这样的顶尖院校。


交传译员需要对听到的每一个单词进行分析。俄语句法与英语有天壤之别。要想理解透彻,译员必须将一个句子听完整,然后进行释义。口译员通常将自己的个性带到工作中去。在进行口译前,口译员还需进行大量调研,因为我们不知道接下来面临什么样的主题。前一天还在翻译国际金融,第二天可能就会涉及国际法。因而,口译员需要对每一主题都进行深入探究。


我要求我的学生学会分析,在开口翻译之前先仔细思考。同时,我们还要求学生们成为讲话的“主人”。在听到源语发言之后,学生们用英语进行复述,并且使用一些习语和词汇。学生们尽可能让自己的译文通俗易懂,不要让听众感到无聊厌烦。




高志凯和邓小平


1983年至1989年期间,高志凯先后任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纽约联合国秘书处。他还为已故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担任英语口译员。目前,他就职于北京的一家私募公司,同时还是国际时事的评论员。


十年文革期间,中国高校从1966年开始进入停课状态。我是“77级”学生,当时正好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在邓小平恢复国家领导人重要职务之后,做出大学重新招生的重大决策。这是传奇色彩极其浓厚的一届学生,这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等待了一年甚至是十年之久。我的专业是英语语言文学。在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之后,我进入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接受同传训练。21岁的我是外交部最为年轻的译员之一。


80年代,邓小平位于共产党领导阶层核心。在为他工作之前,译员需在不同场合为其他领导人提供服务。我有幸为中国诸位重要的内阁部长、国家主席、总书记提供口译服务。


邓小平同志个头不高。我身高1米7,不算太高。他的个头达到我的鼻子。当时他已经是80岁高龄,比我年长58岁。邓小平同志身高1米52。通常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会适当弯下腰好让我们保持在同一水平线。我坐在他沙发后的凳子上。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然而一旦张嘴,他所说的每一个字就像一颗子弹,铿锵有力。他讲话从不拐弯抹角。他讲话通常采用口语表达方式,因而通俗易懂。他的讲话带有四川家乡口音,非常家常,非常和气。通过大量运用比喻和习语,他通常能将自己的观点阐述地非常清楚。“管他白猫与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这是他阐述自己观点最常用的方式。


邓小平同志在每天上午十点会见外宾。我们选择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并在九点到达。而邓小平同志出现的时间则是9:15-9::20左右。能够在场亲眼见证诸多高级别外交会议,让我倍感荣幸。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伟人。他与众不同。人们认为他智慧超群,创造性地引领中国走上改革的道路。他谈及政府官员退休制度和中国裁军100万,直言不讳地指明50年代的“大跃进运动”是一场灾难。我要么坐在他的身后,要么走在他的身边。我所参与的一些历史场合重要性不言而喻,领导人所签署的协议更是意义深远。


1985年,我随邓小平访英,在唐宁街同撒切尔夫人会晤。我还有幸参加了女王陛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招待午宴,虽然我不能坐下享用。我坐在一位中方官员身后的板凳上。


1985年正值撒切尔政治生涯的巅峰。两国政府就香港主权移交展开深入讨论。讨论的过程充满艰辛和戏剧性。就中方看来,撒切尔是一位十分卓越的领导人。她是一位具有原则且可以共事的人物,因而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欢迎。她举止优雅、和蔼友善、气质高贵,且英语更是无可挑剔。


在为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工作过程中,我曾几次见到罗纳德·里根。1987年,罗纳德接受前列腺癌手术。因为这是中国主席第一次访美,因而政治氛围充满不确定性。美方表示,不能保证里根总统能够与中国国家主席会晤。


我知道里根曾经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当我们最终在白宫与他会面之时,他的状态比好莱坞明星状态还要好。他长相英俊,举止优雅,并且盛情款待了中国代表团。我们的首次会议持续了45分钟。他需要一页一页地参照备忘录上的谈话要点。在场的还有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以及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遇到任何需要深入商谈的要点,里根总统都会听从他们的意见。他似乎对于这些要点并无多大兴趣。当我们于1987访美时,他再次招待了我们。当时,他已经十分依赖已经准备好的谈话要点了,甚至根本离不开它们。


1985年,理查德·尼克松开启五天的访华之旅,随行人员只有两人。除了尼克松本人以外,还有一位保镖和私人秘书。我跟尼克松总统相处了很长时间。在美国诸多政客之中,尼克松总统与众不同。他满腹学识,对历史充满浓厚的兴趣。


邓小平同志极具远见卓识。他曾预言,世界大战在短时期内不会再次爆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和平,他的预言对当今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带领中国走出了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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